[9]一个复合违法行为在行政处罚中的并用不是由某一单一法律规范框定的，只有当行政主体对某一违法行为人适用行政处罚时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复合的违法行为，因此应当予以处罚并用。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行政法解释活动中的两面性正是法律正义思维与政策思维交织的必然结果。需要将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法解释活动提升为公共理性的运用与实践。
一审法院判决长治市城乡建设局败诉，并赔偿相关损失。采用价值主义中的权衡方法解释法律的有3个。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善于引导当事人正当合法行使权利。对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规定。防止审判被干扰最典型的体现在2008年作出了关于管辖的司法解释之第1、2、3、4条。
第34条，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提起诉讼又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先受理的机关管辖。[5]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两种解释活动在最高院行政法解释中的思维与方法，则会发现风格上很不相同，也就是说在行政法解释中，这种双重叙事其实是两种模样，这里具体的内容笔者将在本文后面详细讨论，正是从这个不一样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高院在解释中的一些困境与难题。这种情形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到国家利益，并使国家利益遭受严重侵害，则应当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
在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中，更多的是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庭审和裁判的事后监督权，而对法庭的审理和裁判不能实施同步的监督，致使一些案件出现量刑上的畸轻畸重，要真正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督促法院庭审准确定罪和公正量刑的效用，就要确保检察机关能够介入法庭审判的全过程，包括对量刑活动的参与程度，为此，就必须赋予检察机关对量刑活动的参与权。[6]朱孝清等: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改革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4]《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黄道秀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1]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罗结晶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需要代表国家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也只是确保行政权规范运行的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
(五)赋予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的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即检察机关对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按照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依据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幅度，对其应当受到的刑事处罚向法院提出具体的量刑意见。及时将严重违反行政法规，并造成公共利益严重损害的行政违法行为，以行政公诉的方式起诉到法院，是将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完善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内在要求。根据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246条第5项的规定，国家公诉人提交证据和参加证据的审查，就指控的罪名以及就法庭审理过程中产生的其他问题陈述自己的意见，向法庭提出关于适用刑事法律和对受审人处罚的建议[14](P·186)。实践中，检察官的量刑建议经常被视为是适当量刑的上限[12](P·144)。
(一)赋予检察机关的行政公诉权行政公诉是指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过程中，认为行政机关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依照行政诉讼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活动。如， 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联邦德国行政诉讼法第35条规定，在联邦行政法院中设1名检察官。指控犯罪时如果没有提出刑罚裁量的建议，法官根据自己对被告人犯罪事实和刑法条文的判断理解，在法定的刑罚幅度⑥内裁量刑罚，就不能说其量刑没有合理根据。
这就要求在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同时，又要对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予以规范。赋予检察机关的行政公诉权，通过对行政活动中大量严重违法并造成公共利益损害的行政行为提起公诉，可以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实现对行政活动的全面监督，是推进行政法治、保障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从而确保国家法律在行政领域的正确统一实施。
传统诉权理论是以保护私人利益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司法保护方面存有严重缺陷。因为对监督事项知情权的缺失，使得监督主体在要求被监督主体提供法律实施的情况时而变得底气不足，而在不掌握法律实施的具体情况下就开展法律监督，必然会使法律监督变成形式意义上的，如此，要使法律监督发挥督促纠正法律实施过程中错误的功能，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4]英国的总检察长身兼王室首席法律官员和公共利益守护人的双重身份，对于被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公共利益，检察总长可以对行政机关提起有关公法救济之诉[5]。无论大陆法国家、英美法国家，还是混合型诉讼模式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赋予了检察官对法院裁判的量刑建议权。我国现行立法没有直接明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⑤我们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刑罚权，确保刑罚裁判的公开性和公正性，提高刑罚裁量的公信力，提升刑事公诉的质量，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如果将职务犯罪案件的逮捕决定权配置给法院行使，由于与正在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能够确保法官以完全超脱的第三者的身份，站在被追诉者和行使追诉权的检察院之间，理性地审查核实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被追诉者也因此成了与行使追诉权的检察院相对等的一方主体。其中的定罪请求权又是量刑请求权的前提，检察机关只有请求法院对被告人的行为确认为犯罪，才能够请求法院对被告人裁量刑罚，量刑请求权则是定罪请求权的自然发展和延伸。在我国，质询权是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定程序对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工作上存在的重大问题或者失误等予以质询并要求其答复的宪法性权力，是人大对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10]。
在近年的司法改革中，量刑建议作为一项改革内容，受到了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尤其是随着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规定为司法改革的内容后，作为该项改革组成部分的量刑建议实践在更多的检察院展开。例如，由于行政机关不当的行政行为，使国有资产受到侵害或者流失，或者造成自然资源严重破坏的案件;或者行政机关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通过行政行为造成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交易、强制联合限制竞争等，引发市场垄断，严重阻碍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案件。
而量刑请求权作为实体意义上的起诉权的一项权能，要经过一定的形式即量刑建议表现出来。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 进入专题： 检察规律 检察职权优化配置 。
本文拟从检察规律对检察职权配置的内在逻辑要求为着力点，提出优化我国检察职权配置的设想。但在对行政权的监督中，现行的检察职权配置模式中，只有职务犯罪侦查体现了对行政职权的事后监督，通过对构成职务犯罪的行为的查处，审查核实国家公务人员是否正确履行了法定职责，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牟取私利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
司法职权的行使，应当按照正当程序理念的要求，由第三者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审查授权，以确保司法职权按照刑事法治的要求运行。同时，各地检察机关加强了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系统以及其他物质装备的建设，检察机关的技术装备和物质保障已经有了较大改善，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技术侦查手段，已具备深厚的物质装备基础。亦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检察人员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向有审判权的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出逮捕请求，并向负责审查逮捕的法庭公开逮捕的理由。法律监督的具体内容和价值目标，要通过具体的监督机制方能实现，但法律监督机制的构建，要以具体的法律监督权能的存在为前提。
[1]向泽选曹苏明:检察规律及其启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此外，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权的内涵包括哪些内容，也是确立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权应当明确的问题。
职能决定职权，职权决定机制。检察机关应当对哪些情形提起行政公诉，也是探讨行政公诉权需要明确的问题。
按照司法职权配置内在规律的要求，应当将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批捕权交由法院行使。刑事公诉要是只具有指控犯罪的单向内容，法官则只会在公诉人的请求下根据实体法的规定裁判罪名能否成立。
尤其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职务犯罪的职能化、科技化、隐蔽化、网络化程度不断提升，犯罪嫌疑人订立攻守同盟、阻止证人作证等反侦查活动猖獗，职务犯罪侦查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凭借常规的侦查手段很难在法定时限内侦破案件。法律监督目的和效能的实现，要借助特定的法律监督机制，这要求在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发现法律适用错误和传送监督纠正意见的工作机制。程序正当性规律要求，任何剥夺或者限制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措施，都必须经过第三方的合法授权，其实质就是要由第三者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对涉及剥夺或者限制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强制措施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予以授权，以建构一种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国家刑罚权运行机制，避免行政治罪式的追诉模式的产生。如果将职务犯罪案件的逮捕决定权配置给法院，由于法院历来所承担的定罪量刑的审判职能所形成的职业思维定势，从而使批捕权沿着富有效率、保障权利的合理性轨道运行，也会更有利于实现刑事实体法的价值。
日本检察厅法规定，检察官可以作为公益代表人提起公益诉讼[3]。技术侦查具有不易觉察性和易渗透到犯罪过程之中的特点，是一种具有独特效力的犯罪侦查方法，同时，技术侦查往往又伴随着对有关人员隐私权和通讯自由权等合法权益的侵犯。
为了弥补监督制约的不足，防止权力腐败和被滥用，保证国家权力按照法治的要求运行，人民代表大会就必然要将其对由其产生的机关的监督权，委托专门的机关予以行使，以确保监督的经常性和有效性。1·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侦破职务犯罪案件的客观要求。
(三)由法院行使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批准逮捕权，是由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和诉讼目标决定的。要提升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率，除了在发现职务犯罪线索、控制职务犯罪嫌疑人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技术侦查权。
